黄金在南宋即作为货币流通

　　杭州外城站路拓宽工程施工现场的一次偶然发现，使“中国的黄金在南宋是否作为货币”的历史悬案有望廓清，国内的古钱币专家为此发现欣喜若狂。

　　2003年7月8日上午，杭州涌金路和定安路交叉路口施工场地，民工在开挖地下通道时发现了数十件“金条”，随即私下藏了起来。公安部门接到举报后，将这些“金条”如数追回。后经文物部门鉴定，这些“金条”均系省一、二级文物，其中金铤32件、金牌3件，其黄金含量达9%以上。浙江的文博工作者随即对这批文物作了辨识，基本确认它们是南宋时期的黄金货币。

　　南宋钱币博物馆馆长屠燕治今天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十分兴奋地表示，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发现，这次发现将使长期以来海内外众多学者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中国的黄金作为货币应上溯至南宋。据屠馆长介绍，这批金铤金牌的重量非常规范，一件金铤一般在38克至40克之间（现在的40克相当于南末时期的1两），一件金牌的重量在38克至4克之间（合南宋时1钱），两者正好保持10比1的权衡关系。这次出土的金牌也有重6克的，合南宋时的一钱半。更为重要的是，这批金铤金牌的两面都刻有文字，其中一面镌有“韩四郎”、“李六郎”、“寺桥贾四”、“薛李宅”、“十分金”等字样，屠馆长称这分别表示铸匠、金银铺的铺名及成色；另一面镌有“宋宅”字样和花押记号，屠馆长称这在当时是一种信誉担保。屠馆长介绍说，杭州中山路系南宋时御街，据考证当时此街已有100多家“金银铺”，其功能主要为民间兑换，隆兴二年（1164年）杭州官价每一钱金兑换3贯铜钱。这批金铤金牌的发现，众多不同名字铭文的金块聚集在一起，这是黄金流通的结果，正好印证了南宋时黄金货币已非皇宫内的“赏赐钱”，而是已在民间自由流通、兑换、使用的真正货币。屠馆长告诉记者，1956年杭州市曾出土过6件金铤，其中4件由省博物馆收藏，2件被送往北京。但那批金铤只是单面有字，不足以说明流通问题。而这次出土的是自全国解放以来南宋金铤数量发现最多的一次，超过50年来各地历次发现数量的总和，重量近15千克；同时也是首次发现在同一件金铤上双面镌有文字。屠馆长告诉记者，从南宋皇城的地图看，金铤金牌出土的位置涌金路和定安路交界口正好是南宋转运司所在地，而转运司主司财政等事务。另据介绍，绍兴二十九年，即公元1159年，由于铸造铜钱的材料有限，再加上东南亚国家都喜爱中国铜钱，使得铜钱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大批外流（即历史上的“海泄”），全国闹“钱荒”，影响了经济的正常运转。南宋朝廷为此下达命令：每个朝廷官员家中储存的铜钱不得超过两万贯，普通百姓只能储存一万贯，规定两年之内一定要把多余的铜钱或兑换成金银，或换成官府规定的茶、盐、香料、矾、钞引（类似现在的有价证券）等等，如发现超规定储存，送官府治罪。此举在促进铜钱流通的同时也拾高了金银的地位。此后，从绍兴十一年后，即出现了条块金银货币的记载。

　　几十年来，“中国黄金是否作为货币”一直是钱币学界争论的焦点。一部分专家学者认为黄金作为货币流通当在明清之后而另一部分专家学者则认为中国黄金具有货币职能流通的时间应在唐宋时期，彭信威先生所著《中国货币史》则未提及中国黄金作为货币流通的起始年代。《梦粱录》、《武林旧事》、《西湖老人繁胜录》等文人笔记中虽有多处记载南宋的黄金货币，但实物依据不足。而目前出土的这大宗金铤金牌，无疑对深入研究南宋时期中国的黄金货币形态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依据。

　　另据记者了解，今年10月，一个以“黄金到底是不是货币”为主题的华东地区学术研讨会将在上海举行，这批金铤金牌的出土将为黄金货币的出现上溯至南宋提供最有力的实物依据。据屠燕治馆长介绍，中国钱币学会秘书长、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戴志强先生收到这批金铤金牌的书面材料后，十分重视这次发现。